1954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兩位早已名滿天下的資深德國物裡學家，他們是瓦爾特·博特（Walther Wilhelm Georg Bothe，1891－1957）與馬克斯·波恩（Max Born，1882－1970）。博特是以「符合法（coincidence method)，以及以此方法所獲得的研究成果」而得獎。波恩則是因「在量子力學領域的基礎研究，特別是對波函數的統計詮釋」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本文以流行病學的隔室模型(compartmental models in epidemiology)[1]中兩種較簡化的模型 Susceptible Infected Recovered Deceased 模型及 Susceptible Infected 模型，(簡稱為SIRD及SI模型)來分析北歐四國(挪威、瑞典、芬蘭及丹麥)人流管制或封城措施對新冠病毒(COVID-19)所造成的疫情的控制成效，選擇這四個國家的主因是他們相似的地理環境及歷史人文背景，各國人口主要集中於都會區(其中丹麥的哥本哈根為四國中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但所採取防疫措施卻不盡相同[2]，其中瑞典是四國中唯一未實行封城來抑制疫情的國家，也被媒體戲稱為佛系防疫[3]。其實瑞典的人流管制措施是有成功的減少人與人的接觸[4]並緩和疫情，但對安養機構疏於控管也造成四國中最高的死亡率。

利用「氮 - 空缺中心」(Nitrogen-vacancy centers)的電子自旋，並仔細追蹤其中心，研究人員可量測到小至0.22°C的溫度變化。

相對論與天文觀測如何攜手破解黑洞之謎

202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給了黑洞研究。其中一半頒給羅傑．潘洛斯 (Roger Penrose)，表揚他「發現黑洞形成是廣義相對論的堅實預測」；另一半則由賴因哈德．根策爾 (Reinhard Genzel) 和安德烈婭．蓋茲 (Andrea M. Ghez) 平分，因為他們「發現本銀河系中心的超大質量緻密天體」。潘洛斯是數學物理學家，從理論預測黑洞的存在；根策爾與蓋茲則是觀測天文學家，在現實世界找到黑洞存在的有力證據。本文以三人探索黑洞的歷程為線索，說明天文觀測與相對論的理論研究之間，如何在新物理的開拓上相輔相成。

「在我超過 45 年的科學生涯中，衝擊我最深刻的經驗就是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方程式的解......
提供了遍佈宇宙中的黑洞的精準描述......面對這樣的美我不禁顫抖，由於相信數學中的美在大自然中
也該找到對應，因而帶來的咋舌發現，讓我不禁讚嘆美是人類心智最深最強烈的呼應。」

Subramanyan Chandrasekhar
(1983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在眾所期盼下羅伯特·賈菲 (Robert Jaffe) 和華盛頓·泰勒 (Washington Taylor) 發表了蘊含大量知識的能量轉換基礎原理指南。畢竟能量本身就是個超級複雜的題目，要在深度和廣度兼顧下描述能量是個艱巨的任務，所以入門教科書絕大部分只圍繞在普適性高、高階的概述上。不過魔鬼就藏在細節裡，各種細微的差異對於瞭解整個大圖像非常地重要、也往往決定了能源技術的可及性。

上一回阿文介紹了史上第一位地球物理的講座教授維切特的生平，特別提到了他在哥廷根栽培了眾多優秀的助手與學生，這些弟子們後來奠定了地球物理學的基礎。這一回阿文就從其中選了其中五位來介紹給各位看官。就趁這個機會，讓我們一起擴展一下眼界吧！

在量子電腦的研究剛起步之際，懷疑與批評對相關的研究人員是家常便飯。二十年前，理論物理學家Susan Coppersmith（現任職於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就曾被名聲顯赫的物理學家告誡：不要再浪費時間，量子電腦的錯誤修正太過困難，絕對不會成功。不過，研究上的實質進展，已經讓人們的態度有所轉變。

2020年5月6日阿文到科技部領獎時，碰巧與一位地質系，還有一位海洋所的教授同台。阿文在領獎時提到物理無所不在，像是地質學中地震學的祖師爺正是咱們物理學中電動力學的大師。事隔半年，感覺好像該寫篇正式的文章來證明，阿文並非在領獎時嗨翻了，信口開河。這位祖師爺級的神人真正算得上跨領域的人才。在物理與地震學都有不凡的成就，咱們天天被科技部唸要”跨領域”，想起他，只能說，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他是誰呢？他就是埃米爾·約翰·維切特（Emil Johann Wiechert，1861－1928）。

在科學發展的歷史上，不乏腰纏萬貫的貴紳，自掏腰包設立實驗室來研究科學，甚至卓然有成者。遠者如波義耳，近者如亨利·卡文迪許，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然而隨著科學的飛躍發展，到了二十世紀之後，這類的”業餘”科學家就如同鳳毛麟角了。這裡阿文要來介紹的這位算是這種貴紳科學家的parade’s end (勉強翻作殿後吧)雖然他沒有博士學位，也未曾在自己的實驗室以外任職，但是，他的科學成就足以選上美國國家科學院的院士。(魯米斯於1940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而他在二戰時對戰爭的貢獻更讓他成為一頁傳奇，他就是阿爾弗雷德·李·魯米斯（Alfred Lee Loomis，1887-1975）。

生物發冷光的強度會受細胞的變形速率及變形幅度所影響

 英國博物學家亨利·貝克(Henry Baker)在1753年發現了會散發磷光而「使海洋燃燒」的生物，例如圖1所示在台灣沿海散發的光芒，這項發現讓航海探險家深深著迷了幾個世紀。貝克的精湛顯微鏡技術讓他可以辨認出一種「發光的單細胞生物」──夜光藻(Noctiluca scintillans) ──在受到船首或船槳等擾動時會發冷光。與生活在海洋或是淡水環境中的夜光藻、鞭毛藻，以及其他細菌發光的生化過程相關的研究發展得非常迅速。但最後觸發生物體發光的機制是什麼？在1920年，美國動物學家E.牛頓·哈維(E. Newton Harvey)評論道：「這個問題必須仰賴物理學家出面解決。」

物理初學者可能會以為只有量子力學才會使用到複數 (complex number)。因為量子力學的狀態空間是抽象的希爾伯特空間 (Hilbert space)，為了描述系統狀態在希爾伯特空間的演化必須使用複數，而古典物理的可觀測量都是實數，不需要使用複數。其實不然，古典物理與許多工程問題也大量使用複數表達式，雖然實際觀測的物理量確實可用實數表示。這些與實驗對應的實數量通常就是複數量的實部或虛部。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中若完全不使用複數，解決過程就會變得非常繁瑣，有時候甚至根本做不到。舉例而言，像在「超穎材料」(metamaterials) 這類既有色散 (dispersion) 又有吸收 (absorption) 的介質中，介電常數 (dielectric constant, permittivity) 或磁導率 (permeability) 一般都是複數，而且不該把它們的實部與虛部拆開來看，因為彼此是互相關聯的。又例如要在波動光學 (wave optics) 範疇內解釋全內反射 (total internal refraction) 現象時，必須引入虛數的波向量 (wave vector)，才能說明什麼是消逝波 (evanescent wa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