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兩位高能實驗物理學家，一位是義大利物理學家卡洛· 魯比亞（Carlo Rubbia，1934-）；另一位是荷蘭物理學家西蒙· 范德梅爾（Simon van der Meer，1925-2011）。他們因發現W 及Z 玻色子而獲獎。值得一提的是范德梅爾和歐內斯特· 勞倫斯兩位是至今獲得諾貝爾獎的加速器物理學家。

1983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兩位美國物理學家，一位是印度裔美國籍天體物理學家，蘇布拉馬尼安· 錢德拉塞卡（Subrahmanyan Chandrasekhar，1910-1995），得獎的理由是「有關恆星結構及其演化的重要物理過程的理論研究」。另一位則是土生土長的美國核子物理學家，威廉· 福勒（William Fowler，1911-1995），他的得獎理由則是「對宇宙中形成化學元素核反應的理論和實驗研究」。他們的得獎顯示了二十世紀中，科學家在了解星體的結構、演化還有宇宙中元素的生成等，都有著巨大的進展。

1982 年諾貝爾物理獎頒給美國物理學家肯尼斯· 格德斯· 威爾森（Kenneth Geddes Wilson，1936 年6 月8 日-2013 年6 月15 日），得獎理由是「對與相變有關的臨界現象理論的貢獻」。距離上一次頒給單獨一位物理學家，發明夸克模型的給爾曼，已經是十三年前的事了。而給爾曼正是威爾森的指導教授，雖然威爾森的背景是粒子物理，但是他的貢獻卻不限於高能物理，而是跨越眾多領域，在格行如隔山的現代物理，威爾森絕對是一個異數，他的論文數目是有名的少，但是他的影響力卻比其他的物理學家更深，他的生平絕對值得特別好好的介紹一番！

1981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了三位從事光學的物理學家。瑞典物理學家凱· 曼內·伯耶·西格巴恩（Kai Manne Börje Siegbahn，1918 年4月20 日-2007年7月20日）以「對開發高解析度電子光譜儀（electron spectroscopy）的貢獻」得到一半的獎金，另一半的獎金則是由兩位美國物理學家平分，他們是出生於荷蘭的尼古拉斯· 布隆貝根（Nicolaas Bloembergen，1920年3月11日-2017年9月5日）和出生於美國，但在加拿大成長的亞瑟·蕭洛（Arthur Schawlow，1921年5月5日-1999年4月28日）， 他們兩人的得獎理由是「對開發雷射光譜儀（laser　spectroscopy）的貢獻」，也奠定他們在非線性光學中的地位。

1970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瑞典物理學家漢尼斯· 奧洛夫· 哥斯達· 阿爾文（Hannes Olof Gösta Alfvén，1908-1995）以及法國科學家路易· 歐仁· 費利克斯· 奈爾（Louis Eugène Félix Néel，1904-2000）。前者的得獎理由是「磁流體動力學的基礎研究和發現，及其在電漿物理學富有成果的應用」，後者則是「關於反鐵磁性和鐵磁性的基礎研究和發現以及在固態物理學方面的重要應用」。前者是應用於天文現象的電漿物理，後者則是固態物理，兩者的共通點只有磁性這一點吧。這樣的組合在諾貝爾物理獎的歷史上實屬少見。

1976年的諾貝爾獎頒給在1974年發現J/ψ介子的兩個團隊的領隊，他們分別是SLAC國家加速器實驗室團隊的伯頓·里克特（Burton Richter，1931年3月22日－2018年7月18日）以及布魯克黑文國家實驗室團隊的丁肇中(Samuel C. C. Ting，1936年1月27日－）。得獎的發現與得獎之間只隔了兩年，除了發現宇稱不守恆以外，鮮有這麼短的間隔，可見發現J/ψ介子這件事對整個物理界的意義重大。因為這是第一個證明夸克存在的確切證據。所以當兩個團隊幾乎同時發現J/ψ介子時，甚至被稱為粒子物理學上的「十一月革命」，其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見。

1977 年的諾貝爾獎頒給美國科學家菲利普· 沃倫· 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1923 年12 月13 日-2020 年3 月29 日）、英國科學家內維爾· 弗朗西斯· 莫特爵士，CH，FRS（Sir Nevill Francis Mott，1905 年9 月30 日-1996 年8 月8 日）以及美國物理學家約翰· 范扶累克（John van Vleck，1899 年3 月13 日-1980 年10 月27 日）。他們三人是因為「對磁性和無序系統電子結構的基礎性理論研究」而得獎。基本上這一年的諾貝爾獎彰顯了一個新的物理分枝的確立，那就是今天大家熟知的凝態物理（condensed matter physics）。磁性與無序系統正是最早成功運用量子力學到凝態物理的主題。磁性物質自古為人所知，至於無序系統則是指，決定它性質的物理參數是隨機變量的系統。這些無序系統充斥在自然中，最常見的是摻了雜質的金屬等。當然它們都是凝態物理研究的對象。而研究凝態物理需要統合電磁學，統計物理以及量子力學，不意外地，凝態物理的長足發展正是拜量子力學的威力所賜。

1975 年的諾貝爾獎頒給三位核子物理學家，分別是丹麥物理學家奧格· 尼爾斯· 波爾與本· 莫特森，以及美國物理學家利奧· 雷恩沃特。他們的獲獎理由是「發現原子核中集體運動和粒子運動之間的聯繫，並且根據這種聯繫發展了有關原子核結構的理論」。

1980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美國物理學家瓦爾· 洛格斯登· 菲奇（Val Logsdon Fitch，1923 年3 月10 日-2015 年2 月5 日）與詹姆斯·克羅寧（James Cronin，1931 年 9 月 29 日-2016 年 8 月 25 日）得獎的理由是「發現中性 \(K\) 介子衰變時存在對稱破壞」。更具體地說，這是人類第一次發現電荷共軛與宇稱反轉組合而成的所謂 CP 對稱被大自然破壞的證據。這個重大發現是在1964 年於加州柏克萊 Bevatron 加速器完成的。

1979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巴基斯坦物理學家穆罕默德· 阿卜杜勒· 沙朗姆（Mohammad Abdus Salam，1926-1996）和兩位美國物理學家謝爾登· 李· 葛拉蕭（Sheldon Lee Glashow，1932-）、史蒂文· 溫伯格（Steven Weinberg，1933-2021）。葛拉蕭與溫伯格都是成長於紐約的猶太人，兩人還是布朗克斯科學高中的同學，並且都到康乃爾大學念大學。葛拉蕭到哈佛攻讀博士，溫伯格則是去哥本哈根的尼爾斯· 波爾研究所，一年之後回到普林斯頓大學，在山姆· 特雷曼教授的指導下拿到博士學位。阿卜杜勒· 沙朗姆則是史上唯一的一位穆斯林物理獎得主。他們得獎的理由是「關於基本粒子間弱交互作用和電磁交互作用的統一理論的，包括對弱中性流的預言在內的貢獻」。電磁作用與弱作用統一的理論，被稱為「電弱理論」，與描述強作用力的量子色動力學，兩者構成粒子物理的所謂的「標準模型」。「標準模型」歷經五十多年的實驗檢測，到如今仍然屹立不搖，可以算得上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成就之一。

1978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兩個完全不同的主題。蘇聯科學家彼得·列昂尼多維奇·卡皮察（Pyotr Leonidovich Kapitsa，1894年7月9日－1984年4月8日）以「低溫物理領域的基本發明和發現」而獲得一半的獎金，另一方面美國工程師阿諾·彭齊亞斯（Arno Penzias，1933年4月26日－）和羅伯特·伍德羅·威爾遜（Robert Woodrow Wilson　1936年1月10日－）則因「發現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平分另一半的獎金。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發現在近代天文學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它給了宇宙大爆炸起源說一個強而有力的證據，所以與類星體、脈衝星、星際有機分子，並稱為20世紀60年代天文學的「四大發現」。這也是諾貝爾獎第二次頒給與天文相關的研究。

1966 年的諾貝爾物理獎頒給法國物理學家阿弗烈德· 卡斯特勒（Alfred Kastler，1902-1984）。得獎理由是「發現和發展了研究原子中赫茲共振的光學方法」。這裡先簡單說明一下這個令人難以一目了然的得獎理由：在實驗室中，只要將某些原子發出的光投射到包含同種原子的腔室中，被這光照射的原子就會被這束光激發到更高的能階，當它回到與原來的能階相同能量的能階時，會發射與原先投射的光同樣波長的光，如此周而復始地吸收、放射就會形成共振。而所謂赫茲共振，是指原子與微波相互作用時產生的現象，微波是頻率至少比可見光低一千倍的電磁波。這個區段的電磁波相應的能量與元素光譜的超精細結構相當，超精細結構是一種非常小的能階結構，是由原子核的磁矩和電矩與電子交互作用而產生。因此，赫茲共振非常適合研究光譜中的超精細結構。卡斯特勒與他的團隊開發了所謂雙共振的新方法，能夠達到史無前例的精準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