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pitza與Rutherford的最後兩封往來書信及Kapitza給Bohr的信

1934年暑假，Peter L. Kapitza (1894 –1984)例行回莫斯科省親和度假時，無預警地被前蘇聯政府留置，不讓他再度出國前往英國劍橋大學Mond實驗室，繼續從事他已大肆開展的低溫物理和高磁場研究。此前，Kapitza在Ernest Rutherford (1871 –1937)的指導和共事之下，已經在劍橋大學學習和工作了13年，他已經深情地把劍橋當作了他的第二故鄉。Kapitza喜愛劍橋和Mond實驗室，他以為他的人生和科學事業，從此將會一帆風順，只需假以時日，必將「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在物理學的廣闊天地，做出劃時代的重大發現和貢獻。

Kapitza與Rutherford都不是出身於英國的主流上層家族，但是兩人的個性相契，都有點直率並桀驁不馴。經過多年的合作和相處，他們兩人成為了親密的工作伙伴，情誼上則是亦師亦友，又因為Rutherford比Kapitza年長了23歲，他們還發展出了如同父子般的親切情感。

從1934年暑假到1937年10月19日Rutherford驟然去世前，Kapitza與Rutherford兩人在莫斯科與劍橋兩地，隔著歐洲大陸和英吉利海峽，書信往來頻繁。這些書信，無疑是讓Kapitza有了勇氣為科學事業堅持下去，並（不情願地）接受被政府禁止出國的事實，不再只是怨天尤人，轉而專注心力，積極投入建立一所與世界接軌的頂尖「P. L. Kapitza物理問題研究所」（P. L. Kapitza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roblems）的重要泉源。此後幾十年，雖有幾度起落，Kapitza和前蘇聯（俄羅斯）的物理學研究，因此也得以展開，並在一些領域站上世界舞台，發光發熱，引領風騷。

1937年9月13日，Kapitza如同過去三年一般，從莫斯科寄給身在劍橋的Rutherford一封長信，但是他們兩人都沒意料到，這將是Kapitza寫給Rutherford的最後一封信了。一個多月後，巨星殞落，天人永隔，Kapitza頓失倚侍，對他造成很大的心理衝擊，恍如「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Kapitza寫給Rutherford的信[i]

信中，Kapitza寫了好幾件有趣又有啟發性的大小事。前兩段，Kapitza說，因為專注於建立「物理問題研究所」以來的過度緊繃和勞累，他在8月1日停止了實驗室的工作，和家人到莫斯科市郊，座落於松樹林間、一條溪流邊的小屋度假。但是，小屋的修建也只能陸陸續續地進行，尚未完工。接著Kapitza寫道，在鄉下地方，他們有許多體力勞動，尤其是必須挖除小屋周邊的一顆顆樹樁。Kapitza也邀請了Dirac夫婦同來度假，他們夫婦停留了三週。Kapitza說，Dirac對這一類體力勞動駕輕就熟[ii]。他說看到Dirac結婚了，實在有趣，結婚讓Dirac看起來更有人樣，他很高興Dirac的個人生活可以因此安定下來[iii]。

第三段、Kapitza寫道，他們的生活很寂寞，但是很高興就在同一年（1937）暑假，Bohr和Dirac都來莫斯科探望他們。Bohr夫婦和一個兒子是在結束環遊世界之旅後，選擇取道莫斯科回丹麥的。Bohr一家子停留了六天，期間Bohr還給了一個廣受歡迎、吸引了許多聽眾的科普演講。Kapitza說，他和Bohr談了很多，對Bohr更加熟悉，更喜愛Bohr了，他說Bohr真是一個良善的好人。Bohr答應每年暑假都會前來莫斯科探望，Kapitza覺得Bohr真的做了一個正確的決定。接著Kapitza寫道再過幾天，將有一個核子物理學研討會，幾位劍橋同事會前來參加，但可惜John Cockcroft不能出席。

第四段，Kapitza說他們最近完成了（高磁場中的）Zeeman效應的測量，實驗很漂亮，但結果都在預期之內。他們也研究了Paschen-Back現象，與理論預測吻合到了2%，那是他們的實驗所能做到的最高精確度。他們正在撰寫論文，準備發表。Kapitza說，雖然一切結果都在意料之中，沒有令人激動之處，但是這些工作總歸需要找時間完成。接著Kapitza寫道，他們現在有液氦了，沒有人能再阻擋他的工作了，所以他要展開低溫電阻的研究[iv]。

第五段，Kapitza感謝Rutherford同意讓Mond實驗室技術員Harry Pearson在「物理問題研究所」再多停留幾個月，以便把另外一部效率更高、產量更大的氦氣液化機的零組件製作和組裝完成[v]。

長信的最後一段，Kapitza寫說家人都很好，只是很可惜他不能出國去劍橋看望Rutherford。他說政府真蠢，把俄羅斯科學家就地醃漬起來（ “… we Russian scientists are pickled here.”），而更糟糕的是，大多數科學家並沒有意識到這種作法將會傷害科學的發展。……Dirac和Bohr都告訴了我一些您的事，這讓我更加地想念您了。您何不再度拾起您的偉大國度的旅行精神，前來探望我們呢？我們可以靜默地安排，讓您不用演講，只要好好休息就好，這樣當您度完假回去工作時，就會精力飽滿了。請寫信給我，聽到您和劍橋的消息是我的很大的安慰；我也會更常寫信給您。我想像您的孫子們都已經長大了，很快地您就可以當曾祖父了……。

Rutherford的回信

1934年10月9日，Rutherford回了Kapitza的信，如下：……我們都很好，孫子們在學校的表現也都很令人滿意。今天，Bohr在他返回哥本哈根途中，繞道來訪問我們，並且在下午給了一個演講。Bohr讓我看了你做給他的原子核模型，你把他的理論要點，做了一個很好的實驗展示。我不曉得你是否記得我也有過一個類似的模型，是Andrade幫我做的，用來展示a-粒子散射。我的模型做得非常仔細確切，可以用來反映散射的平方反比定律。

第二段，Rutherford寫道，11月底我們夫婦會出發前往印度，到明年2月才回來。我們將搭乘P & O油輪經過蘇伊士運河，我要去主持一個英國和印度的兩國聯合科學會議，會議將於年初在Calcutta舉行。他們幫我夫婦安排了一趟精心策劃的旅行，我們將在一列特別安排的火車上睡上10個夜晚，白天觀光，晚上火車繼續前行。我們會從孟買出發，經Hyderabad、再到新德里、Benares等等地方，然後去Calcutta，我們或許會經由Madras和Bangalore回來。我擔心行程會太緊湊忙碌，但他們告訴我北方的天氣將很涼爽，Calcutta也不至於悶熱。如果有機會，我希望能短暫去一趟大吉嶺，看看喜馬拉雅山……。

第三段，Rutherford寫道，Bohr告訴了我他訪問你的一些情況，我很感興趣得知你所完成的工作。當然，等Pearson回來之後，他一定會告訴我們你的大型氦氣液化機的現狀。Mond實驗室的研究也是蒸蒸日上，有許多課題在進行中。為了能夠達到很低溫，我們建造了一個特殊水冷卻的電磁鐵，在通過600安培的電流時，它可以產生40 kG的磁場。我們還另外在建造一個可以產生更大電流的儀器，當然同樣是用水冷卻，我們也在安裝一個大水槽以及多個pumps，以便冷卻水可以循環使用。我們正在進行幾項有趣的實驗，測量低溫時的液氦的異常（非凡）熱導率。當溫差很小時，熱導率非常大，但如果傳送的熱量太多，熱導率就會迅速下降。當然，Cockcroft總是很忙，永遠有許多事情攬在手上，對實驗室的建築和改建工作，他是我們的無價之寶。我很高興地說我覺得自己的身體狀況非常良好和健康，但我希望在學期期間的生活能夠不用那麼地繁重費勁。我想，你（在劍橋）的朋友們都很好；J. J. Thomson (1856–1940)年老了一些，但仍如往常一樣的很有活力。

最後，Rutherford寫道，我希望不久之後你就可以前來看望我們。目前，我尚無法安排以後的計畫，但我希望能夠有機會在什麼時候再見到你……。最誠摯地祝福你們全家。

寫完這封信10天後，Rutherford因絞窄性腸梗阻做了一個緊急手術，4天後去世。

Kapitza寫給Bohr的信

得知Rutherford逝世的消息之後，Kapitza於11月7日寫了一封誠摯哀淒的長信給Bohr，內容如下：我（Kapitza）相信關於Rutherford去世的消息你一定非常悲傷，對我來說，這噩耗令人震驚。這些年來我一直希望能夠再見到Rutherford，但是現在他走了。只跟他通信是不夠的，你知道當你跟他說話的時候，你會從他的眼神、面部的表情、語調，以及他使用的字眼，獲得很多。我愛Rutherford，所以寫這封信給你，因為我知道你對他也有很深摯的感情。從他的談話中，我一直覺得在他的所有學生之中，你是他最喜歡的一個；坦白說，對此我一直有點嫉妒，但是現在都過去了。

第二段、Kapitza寫道，我從Rutherford那裡學到了很多，不是物理知識本身，而是如何作物裡研究。Rutherford不是一個愛評論的人；或許你跟我一樣，從來沒有聽過他與人爭論物理或是人生問題，但他對周圍的人的影響來自於他的身體力行以及他的觀點，他的觀點總是很簡短，但最後通常是正確的。

第三段、Kapitza寫道，有一次在三一學院的Maxwell百年誕辰紀念會後跟他（Rutherford）談話，他問我喜不喜歡這一切。我回答說，不喜歡，因為所有的講員都把Maxwell形容成為了一個完人；Maxwell當然是史上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但他畢竟還是一個人，因此必定有人的性格（優缺點）。對於我們這一代從未見過他的人來說，知道真實的Maxwell會比只聽說他的完美無缺，更有價值和更有趣。Rutherford聽了大笑，說：「好吧，Kapitza，就交給你了，等我去世以後就由你來告訴世人，真實的我是一個怎樣的人。」我不知道，Rutherford是認真的，或是在半開玩笑。

第四段、Kapitza寫道，但是他走了。11月14日我必須（在莫斯科的追思會上）發表演說介紹他，我也必須寫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我必須做這些事，因為在所有的俄羅斯科學家當中，我對Rutherford的認識最多、瞭解最深。但當初我還在他身邊時，看到的他的一些小弱點，現在都顯得不痛不癢、微渺而不值一提了，現在我的記憶之中，只剩下了一個難以並肩企及的偉人站在我的面前。我很擔心，我將會和Maxwell的學生們在Cavendish實驗室舉行的百年誕辰紀念會上所表現出來情況的一樣。

第五段、Kapitza寫道，他覺得Rutherford的人格特質之一，是單純、純粹。Kapitza說Rutherford討厭複雜的儀器、複雜的實驗、複雜的理論，以及複雜的交際手腕。Rutherford代表單純，而單純被證明總是對的，也是最有力的論據。Rutherford因為本身很單純，所以很誠懇。跟他對話很容易，因為Rutherford的回答在他講話之前，就已經寫在他的臉上（表情）了。不能再見到他了，實在令人非常地難過。

第六段、Kapitza寫道，Rutherford對我很好，非同尋常的好。在我的研究過程中，他給了我許多鼓勵，我虧欠他太多了。他對我的愚蠢和犯錯，甚至在我激惱他的時候，從來不會太嚴厲。我覺得自己實在是一個很幸運的人，能夠在他身邊親炙了14年。

最後一段，Kapitza寫道，Dirac寫信告訴我，人們逐漸喜歡上Mond實驗室大門口的Rutherford雕像了，那是我負責籌劃邀請藝術家雕塑的，這讓我很高興。我現在工作得非常努力，因為要補償失去的幾年時光。我還有幾個問題需要寫信給你，但等下次好了。眼前，我身邊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跟我分享我對慈祥善良大家長之死（the death of my good old Crocodile）的感受。我還記得你上次來莫斯科探望我們的美好時光，明年請記得一定要再來……。

此外，接到Rutherford逝世的消息之後，Kapitza在11月1日就寫給John Cockcroft一封信，又在11月7日（他寫給Bohr的同一天）也寫給Dirac一封信，向他們兩位表達他對Rutherford的懷念、感激與哀思。

後記：本文內容取材於《Kapitza in Cambridge and Moscow – Life and Letters of a Russian Physicist》, Edited by J. W. Boag, P. E. Rubinin, and D. Shoenberg (Elsevier, 1990)一書，另外參考了P. L. Kapitza, Recollections of Lord Rutherford, Proceedings of Royal Society A 294, 123–137 (1966)和Grace Marmor Spruch, Pyotr Kapitza, octogenarian dissident, Physics Today (September 1979)兩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