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L. Kapitza物理問題研究所的幾則故事

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已故所長管惟炎先生於1950年代留學（前）蘇聯，他曾經講述過幾則關於「P. L. Kapitza物理問題研究所」（P. L. Kapitza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roblems）的故事。

圖1：P. L. Kapitza with his assistant S. I. Filimonov carry out an experiment with superfluid helium at the Institute for Physical Problems, Moscow, 1940. (網址：Pyotr Leonidovich Kapitza - Photo No. 2)

其一、管先生說Kapitza研究所的特點之一就是學生收得很少，因為Kapitza認為如果收了太多學生，自己就做不了事，更做不了實驗了。事實上，不僅Kapitza如此，幾十年之後，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國大學校園，我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Nick Giordano即使在後來擔任系主任和院長任內，也都持續自己做實驗。

其二、管先生說Kapitza很討厭學生作假。他說曾經有位學生拿數據給Kapitza看，卻只拿出其中一部份，但經Kapitza仔細審查原始數據後，發現有一部份數據沒有拿出來，因此Kapitza就把那位學生開除了。Kapitza一直戒慎恐懼，深怕發表不完整、甚至經過美化的實驗數據，將會貽誤他人，又會毀掉自己和「物理問題研究所」的聲譽。

其三、管先生說「物理問題研究所」有個規定，下午五點以後不准留在實驗室做實驗。因為Kapitza認為做了一天的實驗之後，必須暫停下來思考數據的意義，以及如何改善測量方式及手段，以便第二天能夠把實驗做得更完好。Kapitza研究所的這項規定，應是源自英國劍橋大學拉塞福實驗室的傳統，因為從1921至1934年的約14年間，Kapitza長年在拉塞福實驗室工作，兩人關係密切，亦師亦友（幾近情同父子）。拉塞福諄諄教誨年輕學子，晚上是用來閱讀、思考及寫作的，因此實驗室必須五點鎖門，不許逗留——另有一說是六點（後來改為七點）鎖門。我讀博士班期間，我的指導教授都在下午四時三刻左右停掉實驗，收拾背包，離開實驗室前往停車場。在停車場前有棵綠樹，他斜倚樹幹等著太太（學校的職員）下班前來會合，一起開車回家，是一幅和喣的畫面。

其四、管先生說Kapitza告訴學生，做實驗物理工作的人，有一半以上的精力都是掙扎於假象之間，因此不可看（測）到一個東西，就認為是重大的新發現。Kapitza嚴格強調和要求，實驗一定要仔細反覆驗證之後，才可以發表。

Peter L. Kapitza（1894–1984）因「在低溫物理領域的基礎性發明及發現」（"for his basic inventions and discoveries in the area of low-temperature physics"）而獲得1978年諾貝爾物理獎。

圖2：管惟炎先生的早期照片，刊印於1959年（前）蘇聯雜誌《Ogonyek》，拍攝者是E. Umnov。照片中為讀博士班時的管先生與其論文指導教授Vasiliy Peshkov，背景是P. L. Kapitza物理問題研究所中的一間實驗室。照片是2004年筆者有幸從當時該所的所長Alexander F. Andreev教授處獲得的。1964年發表的以他的姓命名的“Andreev reflection”理論[1]，討論超導體與金屬介面的電子（對）散射及穿隧問題，是當前用於研究和判別一個新發現的超導體之為常規或非常規（unconventional）超導體的利器之一。

管惟炎（1928–2003）歷任中科院物理所（北京）所長，中國科技大學（合肥）校長，2003年因車禍意外逝世於台灣台中。

本文取材於李雅明《管惟炎口述歷史回憶錄》（台灣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及筆者與管先生的交流。


參考文獻：

[1] A. F. Andreev, Sov. Phys. JETP 19, 1228 (1964)

延伸閱讀：
Kapitza與Rutherford的最後兩封往來書信及Kapitza給Bohr的信
Peter L. Kapitza的意外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