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異鄉重啟爐灶的流浪科學家

科學家們正以史無前例的數量逃離迫害與衝突。而接待這些科學人才的大學與社區正可從中受益。

伊布拉希姆 （Ismael Ibraheem）在埃及取得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後，於2010年返回敘利亞，任職於石油部，工作內容除了實地探勘地下水之外，也進行地下水污染的環境研究。在職期間，他受到一年期的兵役徵召，但在服役數月之後，引發敘利亞內戰的示威活動開始，導致他的役期延長。期間，他聽到學術界的朋友與同事們遭到殺害的消息。他說：「我感到很內疚。那種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於是，我做出逃離敘利亞的危險決定。」2013年中，他成為逃兵，在非法偷渡到土耳其之前，隱姓埋名地在敘利亞生活了二年多。目前，他在德國進行博士後研究。

 

 

圖一 敘利亞就在這道山脈的另外一邊。但是，這位專攻性別研究的學者於今年初逃往英國，因為繼續留在家鄉工作已經無法保障她的安全。她獲聘為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員。她也是2017年所拍攝的電影《流亡的科學》（Science in Exile）當中的一位學者。(Photo Credit: Nicole Leghissa)

 

道寬（Eqbal Dauqan）自馬來西亞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取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之後，於2013年回到家鄉葉門（Yemen）。隔年，她在塔伊茲（Taiz）的Al Saeed University任教期間，協助創建了葉門第一個營養治療方案。接著內戰爆發，叛軍襲擊大學並殺掉了一些她的同事與學生。道寬在她的家中，及其它隱蔽地點藏身了八個月，既沒有工作，也缺乏收入。她說：「我必須繼續我的學術生涯，也需要養家活口」。由於國際教育學者救助基金會（IIE-SRF）的獎助金，她才能夠在2016年以訪問學者的身份重返馬來西亞。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統計，全世界有超過6,50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其中約有2,250萬人是因為武裝衝突或迫害而成為難民。每天約有28,300人受迫離鄉背井；其中關於流亡科學家的數量，則缺乏可靠依據。

 

德國萊比錫大學（University of Leipzig）商業稅務和金融學教授巴赫曼（Carmen Bachmann）就是那些嘗試獲得這些數據的人之一。她說：「沒有人真正知道在難民當中有多少名學者。這個百分比很低，但重要的是得知道他們是誰。」她於2015年創建了名為「科學機會」（Chance for Science）的難民學者網絡。 根據任職於義大利里雅斯特（Trieste），阿卜杜勒·薩拉姆國際理論物理中心（Abdus Salam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簡稱ICTP）的馬西利（Matteo Marsili）估計，在當地的難民當中，約有百分之二到五的人，至少已取得學士學位。然而，由於難民的總數如此之多，即使學者與科學家只佔其中一小部分，卻已使得來自各個援助組織所提供的資源，顯得捉襟見肘。

 

難民以及生存受到威脅的科學家來自四面八方，並且背景迥異。有些是剛拿到學位的畢業生，是科學界的生力軍，也有具備相當經驗的科學家，或是在教學、研究，亦或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資深人員。有些人因正在學術休假中，而不認為自己是難民。有些人則申請難民身份，匆匆逃離家園，最終住進難民收容所。有些人默不作聲地計畫逃亡，並在離開自己的祖國之前便安排好未來的工作。有些人儘管願意公開地講述自己的經驗，卻不願意自己的身份曝光，為的只是保護家鄉的親人。事實上，有位難民在接受〈今日物理〉的採訪之後，卻拒絕出現在這則報導當中；即使我們以匿名的方式處理，他仍舊缺乏意願。除卻逃離險境的需求之外，他們的共同點是對科學的熱愛，以及希望貢獻社會的渴望。許多因為生命受到威脅而流離失所的科學家，都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下重返家園。（參閱http://physicstoday.org/bahran ，針對現在服務於奧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葉門物理學家及前政府部長穆斯塔法巴林（Mustafa Bahran）的訪談。）

 

由於情況各異，每一位科學家都必須以個案處理。在2017年由世界科學院（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攝製的紀錄片《流亡的科學》當中，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會長兼執行長顧德曼（Allan Goodman）說，協會裡的學者救助基金（Scholar Rescue Fund）在審核申請人的資格時，會先提出：「你是學者嗎?」以及「你受到那些威脅？」這二個問題。

 

根據風險高低決定補助順序

 

位於紐約市的國際教育協會學者救助基金自2002年成立以來，已經針對58個國家，接近750位學者發放了二千五百萬美元。從2015年到2017年，申請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顧德曼在紀錄片中說，做為社會中最受敬重的族群，科學家們成為恐怖組織及高壓政府的主要攻擊目標，其背後的動機或許是「如果我們可以恐嚇學者、重量級的數學家、化學家及生物學家，那麼就可以壓制社會裡的反對聲浪」。去年獲得國際教育協會學者救助基金支持的學者當中，37%屬於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領域。許多已經在系所擔任教職員的人，從本國的科研與教學的最前線，轉到類似博士後研究的訪問職位。

 

發展部負責人桑頓（Martin Thornton）說，這是危機學者委員會（Council for At-Risk Academics，簡稱CARA）有史以來最忙碌的時間。該委員會位於英國，創建於1933年，旨在幫助猶太科學家逃離納粹的迫害。

 

目前，CARA與一百三十所大學建有合作關係，其中大多數位於英國。桑頓說，CARA結合來自合作大學的金援，現在共資助了290名在英國境內的研究員，以及350名家庭成員。他們來自二十八個國家，其中多數是來自敘利亞與土耳其的學者。

 

桑頓說：面對生死攸關的險境，「我們絕對不會拒絕任何人，但是我們會衡量其危險係數的高低」。他說：CARA以往都是幫助「以自己的方式成功抵達英國的人」，「現在則是以幫助需要脫離險境的人為第一優先」。有史以來，CARA首次發起募款活動，要求英國學者一起支持他們身陷危機的同行。假設能有10%的學者，每年捐助二十英鎊（約二十八美元），「就能大幅提昇我們所能幫助的人數」。

 

危機中的學者（Scholars at Risk，簡稱SAR）總部座落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校園內。該組織與全球五百多所大學有合作關係，並在其中為學者與科學家們尋找東道主。根據保護服務計畫助理巴荷拉（Shreya Balhara）表示，去年所安頓的150名學者，是SAR自1999年成立以來，年度總人數最高的一年。它還安排推薦函、提供職業與一般建議，並為人們與各項免付費服務取得聯繫。她說：「我們的角色就像是媒人婆一樣」。
 

 

圖二2017年由國際教育學者救助基金會所支助的，將近200名學者的地理位置分佈。最主要的東道國有美國、約旦、德國、英國與加拿大。(取材自國際教育協會學者救助基金)

 

 

接受SAR幫助的學者，以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衣索比亞與伊朗等五個國家為數最眾；其中的土耳其，自2016年政變以來，申請人數更是激增。而接待最多SAR學者的國家則為德國、美國、比利時、挪威和荷蘭。自敘利亞逃離的食品科學家拉娜穆斯塔法（Rana Mustafa）說：「SAR不僅給了我情感上的支持，還持續關心我的近況，給了我希望。」

 

『不僅僅是人道主義者』

 

「給予希望」，正是促使巴赫曼當初發起「科學機會」的動機。她說，看到大量湧入萊比錫的難民，她不禁聯想，如果自己是那個被迫與工作切斷聯繫的人，感覺該會是多麼地孤立無援。因此，「我希望能為難民與本地學者，建立一個溝通的橋樑。」隨後，約有150名難民學者在該組織的網站上註冊，其中27人在去年9月的科學機會會議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她表示，德國與難民學者祖國的學術環境不同，因此「我爭取到舉辦研習會的經費，教他們如何撰寫更好的履歷，介紹兩地的文化差異，以及與資助機構接洽的方法。」巴赫曼發現，僅僅架設這樣一個網站，還是不夠的，於是她開始前往難民中心，進行自我介紹，同時也尋找隱身在難民中的學者。

 

創建於芬蘭赫爾辛基的「動員難民」（Startup Refugees），則是另一個由民間發起幫助難民的組織。對芬蘭而言，收容數量龐大的難民是件破天荒的事；這三萬多名難民主要來自阿富汗跟伊拉克。這個非營利組織的執行董事娜圖斯（Camilla Naatus）表示，其創始人「希望能夠把難民相關的公眾輿論，轉變為正面的議題。」她表示，截至目前為止，該組織已經彙整了二千名難民的技能概要，並幫助289名難民找到工作，以及44個商務團隊創立公司。「我們詢問他們有哪些技能？希望擔任哪一類型的工作？有沒有生意上的想法？」她說，最常見的初創公司大多集中在餐飲旅遊、媒體、高科技、市場行銷與藝術等領域。

 

國際理論物理中心（ICTP）的馬西利說：對於逃難者而言，「不論他們的技能或抱負為何」，能夠振奮人心的環境才是重點。他說，對年輕的科學家而言，這樣的機會與環境，「可遇而不可求」。「這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大學畢業之後離開自己的家園，值此生涯上的關鍵時刻，原本或許能進入大學服務，然而卻因際遇不同，而變成在速食店裡工作，甚或是更糟的情況！」他表示，2016至2017年之間，在ICTP為難民提供適當的實習計畫成功之後，「我們意識到，自己能做出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現在，一些位於義大利東北部的組織，包括ICTP、世界科學院（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國際遺傳工程和生物技術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以及當地一些大學正共同合作，一起幫助這些受難的科學家。

 

 

圖三巴赫曼（講台，左側），2017年九月，出席於德國萊比錫舉辦的「科學機會」會議。與會人士約150人，其中包括56名難民學者；他們之中，有將近一半的人，以海報或是演講的方式，展示了他們的研究成果。(Photo Credit: Mo Zaboli)

 

其它幫助難民與受威脅學者的方式，也陸續浮現。2015年秋天，歐盟委員會開始了一個名為Science4Refugees的入口網站，在許多一般業務之外，也提供虛擬導師，輔導有工作願景的難民。迄今，這個網站，約刊登有六百項「歡迎難民」的職缺廣告，並有217位難民科學家已經完成註冊登記。

 

2015年，德國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發起「菲利普施瓦茨倡議」（Philipp Schwartz Initiative），協助德國境內的難民科學家。約120名研究人員，獲得一千四百萬歐元（約一千七百萬美元）的資助。截至目前為止，他們大多數來自於土耳其、敘利亞、葉門以及委內瑞拉；其中約百分之四十的人，屬於自然科學與工程領域，其他則為社會科學跟人文學科的學者。該計畫發言人哈佛利切克（Teresa Havlicek）說：「我們計畫幫助的對象，是那些能為我們的科學界做出貢獻的人，然而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他們的祖國需要重建時，他們也正是那群被迫切需要的人。」她說，這個方案「不僅僅是人道主義而已。這也是令難民學者們有機會，為接待他們的機構做出巨大貢獻的方式。」

 

活下去

 

對許多難民學者而言，來自其它國家的工作機會，代表的是一條生路。然而，許多時候，與援助機構取得聯繫，本身就已經是件難事，倘若消息曝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以道寬為例，當她還在葉門時，由於電力短缺，她必須把手機放在車子裡充電，才能夠聯繫外界申請救援。某些學者，即使收到新職缺的邀約，離開國家的過程也是危機四伏，甚至無法成行。SAR的巴荷拉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試著在他們的國家境內，提供救援。」

 

許多生存受到威脅的科學家，都是以非法的方式離開祖國，伊布拉希姆就是一例。他先隻身前往土耳其，妻兒則稍後才抵達團聚。他曾試著申請學術界的工作，但由於土耳其語說得不夠流利，最終只能在果園找到一份採蘋果的工作。然而，這份工作不僅缺乏智性上的挑戰，報酬亦偏低，而且他也不具備足以應付這份工作的體格。最後，他終於透過IIE-SRF在科隆大學（University of Cologne）找到研究工作。他目前所從事的研究範疇，與他先前在埃及與敘利亞的研究領域近似。不過，他說：「這裡的研究更為先進，科研環境也比之前的更好。」

 

這個機會，讓離開科研有段時間的伊布拉希姆，有機會重返研究領域。他說：「四年來，我殫精竭慮地求生存，維護家人的安全，根本無暇進行地球物理學的研究工作。」目前，他正在累積履歷，為下一步做準備；他希望能夠在歐洲找到一份與研究相關的職位。

 

圖四地球物理學家伊布拉希姆。他離開敘利亞的軍隊之後，經過四年終於在科隆大學重新進行研究。他在德國波昂主持地面與海洋磁測。

 

2016年時，拉娜穆斯塔法不得不離開敘利亞。她在法國取得食品生物技術的博士學位之後，從2005年開始在敘利亞的復興大學（Al-Baath University）任職。研究領域包括以尚未成熟的葡萄，製作出可用來替代檸檬汁的酸果汁；以刺槐豆製作出類似巧克力的甜食；以及可作為出口食品與醫藥用途的西洋白花菜。

 

拉娜穆斯塔法回憶說：2011年敘利亞戰爭開始時，「我任教的學院首當其衝地成為打擊目標。我的實驗室、我的圖書館、我的辦公室，完全被摧毀。」儘管工作變得危險，而且士氣低落，「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留下來幫助我的國家。」但是，當政府當局拒絕讓她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工作時，「我改變心意，決定盡我所能地離開這個國家。我體認到，自己以及我的孩子的安危，才是我真正的責任。」

 

拉娜穆斯塔法聯繫了IIE-SRF及SAR，並開始尋找國外的工作職缺。她並未向任何人透露想要離開的訊息，她說：「我甚至沒有告訴我的兄弟、我的母親，我沒有跟任何人說！」只因為害怕被發現。她共收到來自美國、法國與加拿大的錄取通知。最終，她接受IIE-SRF提供的獎助金，偷偷地經由黎巴嫩離開敘利亞，前往薩斯喀徹溫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任職。

 

艱困的過渡時期

 

來自國外的獎助金，除了為這些身處險境的科學家們提供即時的救援之外，也讓他們在專業上有個重新開始的機會。然而這些都只是暫時的，前面的道路恐怕只會更艱難。有些科學家選擇留在學術界，有些則選擇到產業界，或是到其它的領域發展。因此，「高才低就」（overqualified）成為常見的現象。雖然如此，SAR，IIE-SRF 以及CARA的發言人都說，他們尚未見過任何人，因為這樣而決定返回他們的祖國。

 

拉娜穆斯塔法的獎助金已於二月結束。她知道，許多流落異鄉的科學家們，目前無法在學術工作上一展長才。但她也表示：「我不會接受這樣的待遇。我在食品工程上付出過相當的努力。」她指出，自己所成長的社會並「不支持女性成為科學家」，然而她在敘利亞的學生則視她為學習的楷模。

 

拉娜穆斯塔法承認，與西方國家的學者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特別是那些來自飽受戰火蹂躪地區的學者，由於許多現實上的困境，有可能讓他們較為缺乏競爭力。「但我是個雄心勃勃，而且工作勤奮的人。」在她來到新國家，開使繼續她的研究生涯之際，接待她的大學裡的科學家們，不僅信任她，並給予她寶貴的指導。她說，倘若沒有這樣的機會，如她這般的難民科學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們便可能做到！」

 

本文感謝Physics Toda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同意物理雙月刊進行中文翻譯並授權刊登。原文刊登並收錄於Physics Today, April/2018 雜誌內(Physics Today 71, 4, 24 (2018); https://doi.org/10.1063/PT.3.3894)；原文作者Toni Feder。中文編譯：常雲惠 老師，Ms. Marleen Charng, Teacher in St Peter's School, Cambridge, New Zea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