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之間—從《玻恩—愛因斯坦書信集》談起

前些天，在香港科技大學書店偶然看到了前年重新發行的《玻恩—愛因斯坦書信集1916–1955（The Born–Einstein Letters 1916–1955）》，這本書收集了這兩位物理巨擘四十年間的一百多封書信往來。

書中，愛因斯坦給玻恩的最後一封信，是在他去世的前三個月寫的。愛因斯坦生於1879年，卒於1955年；玻恩生於1882年，卒於1970年，兩人年齡相差三歲。他們兩人的友誼持續了四十多年，歷經了兩次世界大戰，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社會的紛擾動盪，以及二次戰後的東西方的冷戰時代。該書信集的副書名，因此取為《動盪時代的友誼、政治與物理（Friendship, Politics and Physics in Uncertain Times）》——在書信集中，他們討論物理、哲學、社會與政治，同時處處流露出他們彼此關懷的長久情誼。

該書扉頁上對玻恩的一段極簡短的介紹中，特地說他在與許多重要物理學家（包立、海森堡、費米、迪拉克、拉曼、歐本海默）合作研究物理問題的同時，還常常針對科學家的社會責任之議題發言與撰述文章。在對愛因斯坦的極簡短的介紹詞中，則特別提說，雖然他是相對論的發明者，又是量子論的重要建構者之一，但是他永遠能夠找出時間，關心他所深深在意的政治的情勢與世局的變化。

該書除了由海森堡（1901–1976）作序之外，羅素（1872–1970）所寫的一篇僅半頁篇幅的前言，也值得注意。在前言中，羅素說：「許多年來，我非常看重他們所維持的長久友誼。他們兩人都很聰明、謙虛，而且無所畏懼的說出他們認為該說的話。在這一個尷尬而道德猥瑣的時代，他們的生命散發出了美麗的光芒。」（筆者譯）接著羅素說，我們的世界因為這一本書信集的發行，而變得更加豐富。的確，這本書信集的發行，使得我們有機會認識與接觸兩個偉大的心靈，讓我們得以增長些許的智慧，滌蕩一點襟懷，這是玻恩與愛因斯坦做為兩位曠世物理學家，在專業之外，對人類社會所做的最大貢獻之一。

羅素以上的前言寫於1968年，他的前言以及海森堡的序，都是為本書信集的第一版（1971年發行）寫的。從1931年到1955年間，羅素與愛因斯坦一直也有信件往來，愛因斯坦給羅素的最後一封信，是在他去世的前一個星期才寫的。在這些信函中，他們談論的主題大多是圍繞在戰後的國際和平與合作，以及如何解除核子武器的競賽等議題。他們的努力，終於促成了1957年第一次帕格沃什會議（Pugwash Conference）的召開——帕格沃什會議是各國科學家為討論核子武器和世界安全問題而召開的一系列會議，迄今仍然定期舉行。

讀到羅素的話，難免想起另一個持續經年的故事。科學本來應該是沒有國界的，文化也難以區分絕對的優劣。幾十年來，宇稱不守恒的發現讓許多人津津樂道，認為是民族的光榮。但是發現者之間的紛爭之火，竟意外地延燒多年，看來難有止息的時日。固然事未易明，理未易察；但是當初兩人頻頻晤面討論之時，總會在交談之中，筆畫之間，觀念互相激盪，見解彼此融合，從而迸放出超越前賢的智慧的火花。而事過境遷之後，想要截然劃分當初的某一個概念，是誰先構思的？哪一句話，是誰先寫下的？豈非過渡簡化了文明的發展以及科學進展的過程？況且，一個生命已經誕生了，還強要切割它的每一個細胞來自哪一個母體的意義何在？一再地想要強解這樣的一個命題，如何能免於作繭自縛，緣木求魚？千秋之名固然重要，但是在科學史的悠悠長流中，一再出版的辯解的文章，如何得與彰顯人性情懷且關照人類未來的《玻恩—愛因斯坦書信集》並列？正當我們熱切的企盼科學能夠在我們的社會生根之時，或許我們應該勇敢地尋思，《玻恩—愛因斯坦書信集》才是我們需要的科學文化！

名器，是許多第一流的科學家非常在意的。但有趣的是，玻恩直到1954年才獲得諾貝爾物理獎，那時候，他已經是72歲的高齡了，正是「大器晚成」!

後記：
這是一篇舊文，寫於2007年元旦在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訪問期間。因最近閱讀《我的幾何人生：丘成桐自傳》，又適逢「奧（歐）本海默」電影上映，因此憶起此文，願與讀者共享。(2023.0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