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 物理

在異鄉重啟爐灶的流浪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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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者:常雲惠
發文日期:2018-0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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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家們正以史無前例的數量逃離迫害與衝突。而接待這些科學人才的大學與社區正可從中受益。

     

    伊布拉希姆 Ismael Ibraheem)在埃及取得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後,於2010年返回敘利亞,任職於石油部,工作內容除了實地探勘地下水之外,也進行地下水污染的環境研究。在職期間,他受到一年期的兵役徵召,但在服役數月之後,引發敘利亞內戰的示威活動開始,導致他的役期延長。期間,他聽到學術界的朋友與同事們遭到殺害的消息。他說:「我感到很內疚。那種壓力實在是太大了。於是,我做出逃離敘利亞的危險決定。」2013年中,他成為逃兵,在非法偷渡到土耳其之前,隱姓埋名地在敘利亞生活了二年多。目前,他在德國進行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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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 敘利亞就在這道山脈的另外一邊。但是,這位專攻性別研究的學者於今年初逃往英國,因為繼續留在家鄉工作已經無法保障她的安全。她獲聘為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員。她也是2017年所拍攝的電影《流亡的科學》(Science in Exile)當中的一位學者。(Photo Credit: Nicole Leghissa)

     

    道寬(Eqbal Dauqan)自馬來西亞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Malaysia)取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之後,於2013年回到家鄉葉門(Yemen)。隔年,她在塔伊茲(Taiz)的Al Saeed University任教期間,協助創建了葉門第一個營養治療方案。接著內戰爆發,叛軍襲擊大學並殺掉了一些她的同事與學生。道寬在她的家中,及其它隱蔽地點藏身了八個月,既沒有工作,也缺乏收入。她說:「我必須繼續我的學術生涯,也需要養家活口」。由於國際教育學者救助基金會(IIE-SRF)的獎助金,她才能夠在2016年以訪問學者的身份重返馬來西亞。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Refugee Agency)統計,全世界有超過6,500萬人被迫流離失所,其中約有2,250萬人是因為武裝衝突或迫害而成為難民。每天約有28,300人受迫離鄉背井;其中關於流亡科學家的數量,則缺乏可靠依據。

     

    德國萊比錫大學(University of Leipzig)商業稅務和金融學教授巴赫曼(Carmen Bachmann)就是那些嘗試獲得這些數據的人之一。她說:「沒有人真正知道在難民當中有多少名學者。這個百分比很低,但重要的是得知道他們是誰。」她於2015年創建了名為「科學機會」(Chance for Science)的難民學者網絡。 根據任職於義大利里雅斯特(Trieste),阿卜杜勒·薩拉姆國際理論物理中心(Abdus Salam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Theoretical Physics,簡稱ICTP)的馬西利(Matteo Marsili)估計,在當地的難民當中,約有百分之二到五的人,至少已取得學士學位。然而,由於難民的總數如此之多,即使學者與科學家只佔其中一小部分,卻已使得來自各個援助組織所提供的資源,顯得捉襟見肘。

     

    難民以及生存受到威脅的科學家來自四面八方,並且背景迥異。有些是剛拿到學位的畢業生,是科學界的生力軍,也有具備相當經驗的科學家,或是在教學、研究,亦或是政策制定方面的資深人員。有些人因正在學術休假中,而不認為自己是難民。有些人則申請難民身份,匆匆逃離家園,最終住進難民收容所。有些人默不作聲地計畫逃亡,並在離開自己的祖國之前便安排好未來的工作。有些人儘管願意公開地講述自己的經驗,卻不願意自己的身份曝光,為的只是保護家鄉的親人。事實上,有位難民在接受〈今日物理〉的採訪之後,卻拒絕出現在這則報導當中;即使我們以匿名的方式處理,他仍舊缺乏意願。除卻逃離險境的需求之外,他們的共同點是對科學的熱愛,以及希望貢獻社會的渴望。許多因為生命受到威脅而流離失所的科學家,都希望在可能的情形下重返家園。(參閱http://physicstoday.org/bahran ,針對現在服務於奧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的葉門物理學家及前政府部長穆斯塔法巴林(Mustafa Bahran)的訪談。)

     

    由於情況各異,每一位科學家都必須以個案處理。在2017年由世界科學院(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攝製的紀錄片《流亡的科學》當中,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會長兼執行長顧德曼(Allan Goodman)說,協會裡的學者救助基金(Scholar Rescue Fund)在審核申請人的資格時,會先提出:「你是學者嗎?」以及「你受到那些威脅?」這二個問題。

     

    根據風險高低決定補助順序

     

    位於紐約市的國際教育協會學者救助基金自2002年成立以來,已經針對58個國家,接近750位學者發放了二千五百萬美元。從2015年到2017年,申請人數增加了百分之五十以上。顧德曼在紀錄片中說,做為社會中最受敬重的族群,科學家們成為恐怖組織及高壓政府的主要攻擊目標,其背後的動機或許是「如果我們可以恐嚇學者重量級的數學家化學家及生物學家,那麼就可以壓制社會裡的反對聲浪」。去年獲得國際教育協會學者救助基金支持的學者當中,37%屬於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領域。許多已經在系所擔任教職員的人,從本國的科研與教學的最前線,轉到類似博士後研究的訪問職位。

     

    發展部負責人桑頓(Martin Thornton)說,這是危機學者委員會(Council for At-Risk Academics,簡稱CARA)有史以來最忙碌的時間。該委員會位於英國,創建於1933年,旨在幫助猶太科學家逃離納粹的迫害。

     

    目前,CARA與一百三十所大學建有合作關係,其中大多數位於英國。桑頓說,CARA結合來自合作大學的金援,現在共資助了290名在英國境內的研究員,以及350名家庭成員。他們來自二十八個國家,其中多數是來自敘利亞與土耳其的學者。

     

    桑頓說:面對生死攸關的險境,「我們絕對不會拒絕任何人,但是我們會衡量其危險係數的高低」。他說:CARA以往都是幫助「以自己的方式成功抵達英國的人」,「現在則是以幫助需要脫離險境的人為第一優先」。有史以來,CARA首次發起募款活動,要求英國學者一起支持他們身陷危機的同行。假設能有10%的學者,每年捐助二十英鎊(約二十八美元),「就能大幅提昇我們所能幫助的人數」。

     

    危機中的學者(Scholars at Risk,簡稱SAR)總部座落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校園內。該組織與全球五百多所大學有合作關係,並在其中為學者與科學家們尋找東道主。根據保護服務計畫助理巴荷拉(Shreya Balhara)表示,去年所安頓的150名學者,是SAR1999年成立以來,年度總人數最高的一年。它還安排推薦函提供職業與一般建議,並為人們與各項免付費服務取得聯繫。她說:「我們的角色就像是媒人婆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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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2017年由國際教育學者救助基金會所支助的,將近200名學者的地理位置分佈。最主要的東道國有美國約旦德國英國與加拿大。(取材自國際教育協會學者救助基金)

     

     

    接受SAR幫助的學者,以土耳其敘利亞伊拉克衣索比亞與伊朗等五個國家為數最眾;其中的土耳其,自2016年政變以來,申請人數更是激增。而接待最多SAR學者的國家則為德國美國比利時挪威和荷蘭。自敘利亞逃離的食品科學家拉娜穆斯塔法(Rana Mustafa)說:「SAR不僅給了我情感上的支持,還持續關心我的近況,給了我希望。」

     

    不僅僅是人道主義者

     

    「給予希望」,正是促使巴赫曼當初發起「科學機會」的動機。她說,看到大量湧入萊比錫的難民,她不禁聯想,如果自己是那個被迫與工作切斷聯繫的人,感覺該會是多麼地孤立無援。因此,「我希望能為難民與本地學者,建立一個溝通的橋樑。」隨後,約有150名難民學者在該組織的網站上註冊,其中27人在去年9月的科學機會會議上發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她表示,德國與難民學者祖國的學術環境不同,因此「我爭取到舉辦研習會的經費,教他們如何撰寫更好的履歷,介紹兩地的文化差異,以及與資助機構接洽的方法。」巴赫曼發現,僅僅架設這樣一個網站,還是不夠的,於是她開始前往難民中心,進行自我介紹,同時也尋找隱身在難民中的學者。

     

    創建於芬蘭赫爾辛基的「動員難民」(Startup Refugees),則是另一個由民間發起幫助難民的組織。對芬蘭而言,收容數量龐大的難民是件破天荒的事;這三萬多名難民主要來自阿富汗跟伊拉克。這個非營利組織的執行董事娜圖斯(Camilla Naatus)表示,其創始人「希望能夠把難民相關的公眾輿論,轉變為正面的議題。」她表示,截至目前為止,該組織已經彙整了二千名難民的技能概要,並幫助289名難民找到工作,以及44個商務團隊創立公司。「我們詢問他們有哪些技能?希望擔任哪一類型的工作?有沒有生意上的想法?」她說,最常見的初創公司大多集中在餐飲旅遊、媒體、高科技、市場行銷與藝術等領域。

     

    國際理論物理中心(ICTP)的馬西利說:對於逃難者而言,「不論他們的技能或抱負為何」,能夠振奮人心的環境才是重點。他說,對年輕的科學家而言,這樣的機會與環境,「可遇而不可求」。「這群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在大學畢業之後離開自己的家園,值此生涯上的關鍵時刻,原本或許能進入大學服務,然而卻因際遇不同,而變成在速食店裡工作,甚或是更糟的情況!」他表示,20162017年之間,在ICTP為難民提供適當的實習計畫成功之後,「我們意識到,自己能做出一些有意義的事情。」現在,一些位於義大利東北部的組織,包括ICTP、世界科學院(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國際遺傳工程和生物技術中心(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otechnology),以及當地一些大學正共同合作,一起幫助這些受難的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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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巴赫曼(講台,左側),2017年九月,出席於德國萊比錫舉辦的「科學機會」會議。與會人士約150人,其中包括56名難民學者;他們之中,有將近一半的人,以海報或是演講的方式,展示了他們的研究成果。(Photo Credit: Mo Zaboli)

     

    其它幫助難民與受威脅學者的方式,也陸續浮現。2015年秋天,歐盟委員會開始了一個名為Science4Refugees的入口網站,在許多一般業務之外,也提供虛擬導師,輔導有工作願景的難民。迄今,這個網站,約刊登有六百項「歡迎難民」的職缺廣告,並有217位難民科學家已經完成註冊登記。

     

    2015年,德國洪堡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 Foundation)發起「菲利普施瓦茨倡議」(Philipp Schwartz Initiative),協助德國境內的難民科學家。約120名研究人員,獲得一千四百萬歐元(約一千七百萬美元)的資助。截至目前為止,他們大多數來自於土耳其、敘利亞、葉門以及委內瑞拉;其中約百分之四十的人,屬於自然科學與工程領域,其他則為社會科學跟人文學科的學者。該計畫發言人哈佛利切克(Teresa Havlicek)說:「我們計畫幫助的對象,是那些能為我們的科學界做出貢獻的人,然而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當他們的祖國需要重建時,他們也正是那群被迫切需要的人。」她說,這個方案「不僅僅是人道主義而已。這也是令難民學者們有機會,為接待他們的機構做出巨大貢獻的方式。」

     

    活下去

     

    對許多難民學者而言,來自其它國家的工作機會,代表的是一條生路。然而,許多時候,與援助機構取得聯繫,本身就已經是件難事,倘若消息曝光,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安全。以道寬為例,當她還在葉門時,由於電力短缺,她必須把手機放在車子裡充電,才能夠聯繫外界申請救援。某些學者,即使收到新職缺的邀約,離開國家的過程也是危機四伏,甚至無法成行。SAR的巴荷拉說,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試著在他們的國家境內,提供救援。」

     

    許多生存受到威脅的科學家,都是以非法的方式離開祖國,伊布拉希姆就是一例。他先隻身前往土耳其,妻兒則稍後才抵達團聚。他曾試著申請學術界的工作,但由於土耳其語說得不夠流利,最終只能在果園找到一份採蘋果的工作。然而,這份工作不僅缺乏智性上的挑戰,報酬亦偏低,而且他也不具備足以應付這份工作的體格。最後,他終於透過IIE-SRF在科隆大學(University of Cologne)找到研究工作。他目前所從事的研究範疇,與他先前在埃及與敘利亞的研究領域近似。不過,他說:「這裡的研究更為先進,科研環境也比之前的更好。」

     

    這個機會,讓離開科研有段時間的伊布拉希姆,有機會重返研究領域。他說:「四年來,我殫精竭慮地求生存,維護家人的安全,根本無暇進行地球物理學的研究工作。」目前,他正在累積履歷,為下一步做準備;他希望能夠在歐洲找到一份與研究相關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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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四地球物理學家伊布拉希姆。他離開敘利亞的軍隊之後,經過四年終於在科隆大學重新進行研究。他在德國波昂主持地面與海洋磁測。

     

    2016年時,拉娜穆斯塔法不得不離開敘利亞。她在法國取得食品生物技術的博士學位之後,從2005年開始在敘利亞的復興大學(Al-Baath University)任職。研究領域包括以尚未成熟的葡萄,製作出可用來替代檸檬汁的酸果汁;以刺槐豆製作出類似巧克力的甜食;以及可作為出口食品與醫藥用途的西洋白花菜。

     

    拉娜穆斯塔法回憶說:2011年敘利亞戰爭開始時,「我任教的學院首當其衝地成為打擊目標。我的實驗室、我的圖書館、我的辦公室,完全被摧毀。」儘管工作變得危險,而且士氣低落,「我覺得自己有責任,留下來幫助我的國家。」但是,當政府當局拒絕讓她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工作時,「我改變心意,決定盡我所能地離開這個國家。我體認到,自己以及我的孩子的安危,才是我真正的責任。」

     

    拉娜穆斯塔法聯繫了IIE-SRFSAR,並開始尋找國外的工作職缺。她並未向任何人透露想要離開的訊息,她說:「我甚至沒有告訴我的兄弟、我的母親,我沒有跟任何人說!」只因為害怕被發現。她共收到來自美國、法國與加拿大的錄取通知。最終,她接受IIE-SRF提供的獎助金,偷偷地經由黎巴嫩離開敘利亞,前往薩斯喀徹溫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任職。

     

    艱困的過渡時期

     

    來自國外的獎助金,除了為這些身處險境的科學家們提供即時的救援之外,也讓他們在專業上有個重新開始的機會。然而這些都只是暫時的,前面的道路恐怕只會更艱難。有些科學家選擇留在學術界,有些則選擇到產業界,或是到其它的領域發展。因此,「高才低就」(overqualified)成為常見的現象。雖然如此,SARIIE-SRF 以及CARA的發言人都說,他們尚未見過任何人,因為這樣而決定返回他們的祖國。

     

    拉娜穆斯塔法的獎助金已於二月結束。她知道,許多流落異鄉的科學家們,目前無法在學術工作上一展長才。但她也表示:「我不會接受這樣的待遇。我在食品工程上付出過相當的努力。」她指出,自己所成長的社會並「不支持女性成為科學家」,然而她在敘利亞的學生則視她為學習的楷模。

     

    拉娜穆斯塔法承認,與西方國家的學者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學者,特別是那些來自飽受戰火蹂躪地區的學者,由於許多現實上的困境,有可能讓他們較為缺乏競爭力。「但我是個雄心勃勃,而且工作勤奮的人。」在她來到新國家,開使繼續她的研究生涯之際,接待她的大學裡的科學家們,不僅信任她,並給予她寶貴的指導。她說,倘若沒有這樣的機會,如她這般的難民科學家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有了這樣的機會,我們便可能做到!」

     

    本文感謝Physics Toda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同意物理雙月刊進行中文翻譯並授權刊登。原文刊登並收錄於Physics Today, April/2018 雜誌(Physics Today 71, 4, 24 (2018); https://doi.org/10.1063/PT.3.3894);原文作者Toni Feder。中文編譯:常雲惠 老師,Ms. Marleen Charng, Teacher in St Peter's School, Cambridge, New Zealand

    Physics Bimonthly (The Physics Society of Taiwan) appreciates that Physics Today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ysics) authorizes Physics Bimonthly to translate and reprint in Mandarin. The article is contributed by
    Toni Feder, and is published on Physics Today 71, 4, 24 (2017); https://doi.org/10.1063/PT.3.3894). The article in Mandarin is translated by Ms. Marleen Charng, Teacher in St Peter's School, Cambridge, New Zeala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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